附：山西焦煤二届党委第三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笔者曾看到三幅石涛自画像图片，一本《种松小像》，上面有多位石涛友人题拔，其中汪士茂题诗云：时戊午长夏，石公和尚应钟山西天道院之请，舟过鸠江，出种松图见示，戊午即公元1678年，此年石涛赴南京经过芜湖，请当地名士题画，此幅石涛自画像当为可靠之作（19）。依据梅清题跋分析，可以断定石涛在此时间段，这类释教题材画作非常稀少。

张融有云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大笑曰：我自用我法（21）。点苔之笔皆以中锋完成，地花地草，错落有致。因此，这是一件石涛扛鼎之作，堪称自明清以降到如今人物画的典范。鉴藏印：朱文毕泷藏书画记，白文古黔陈少石收藏名迹（同上）。石涛释教题材绘画多追学丁云鹏，他绘《五百罗汉图》极有可能是参照丁本。

两罗汉站立，其中一罗汉向罗汉尊者介绍一出家人。此幅绘画表现手法，竹石皴法以渴笔勾勒为主，既清瘦又高古，坡石的脉纹勾勒奇古。又此玺是少有的可供皇帝摩挲把玩的玺印之一，尺寸恰合，盈盈一握，天地尽在掌握。

祖先所拥有的东西，作为子孙的应当全力避讳，康熙以在位六十一年而有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身份，乾隆自然不会超越祖父所保持的纪录。其顶部所刻的双龙捧乾卦图案，乾隆时期不但将其刻成宝玺钤用，而且在同时期其它各类宫廷器物上也多有施用，成为乾隆帝的重要标志图案。嘉庆继位后并不能独断朝纲，当了太上皇帝的乾隆仍掌握着最高决策权。而且此玺往往与古稀天子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似乎也可以证实前面所提到的这两方圆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乾隆时期的一切似乎都以其惯性在嘉庆朝向前滚动，这种惯性在嘉庆一朝的艺术品中有着不折不扣的表现因此早在乾隆五十四年的中秋，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而制作相应的宝玺则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事项。

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乾隆帝特意作《威逊格尔行围志事诗》一首： 尧年避暑奉慈宁， 桦室安居聪敬听。是以修身务存俭约之心，以期永久图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记之乎的政治主张溶入慎德二字之中。在士大夫犹患其位，不期骄而骄禄，不期侈而侈膺。清嘉庆 青花矾红描金云龙纹懋勤殿玺印盒大清嘉庆年制款D23cmRMB 6,000,000 -8,000,000 清嘉庆青花矾红描金云龙纹懋勤殿款玺印盒，扁圆形，子母口，圈足。

懋勤殿建成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秋，为乾清宫西庑小殿，藏以书史。建成后，道光皇帝经常居住于此，道光二十年后更是成为其主要生活场所，当时一切政令均出自此处，它与紫禁城大内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慎德堂内。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同样清嘉庆懋勤殿款龙纹印盒一只，虽残损严重，却可与此印盒互为印证。此后，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的质地制作了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这些御宝目前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且禅让皇位，体现了乾隆对孝道的服膺和宣扬。这种特殊经历，使得嘉庆很难摆脱乾隆时期形成的定式。

尽管年少时深受祖父乾隆皇帝眷顾，道光皇帝与乾隆就其治国为政而言，风格炯然有异，一个崇尚奢华，一个主张节俭，当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所不同。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嘉庆间《宝薮》一册，所载宝玺多至九百余方，贮懋勤殿。

经过如此的人工处理，使得此玺的材质与制作此类印玺惯用的汉玉材质相协调一致。慎德堂位于三大殿的西边，是由乾隆皇帝的书房乐安和、清晖阁及北侧的鱼池改建而成，三卷式建筑，分为前层、中层和后层，殿内设有书屋及寝宫，殿内的养正书屋为皇帝读书、习字之所。故宫所藏印盒盒内还残存有当时用过的朱砂印泥，可想见当时御用情状，且是盒盒体直径逾20厘米，常见玺印盒直径多为5.5~12.5厘米厘米，其宽大扁圆使内盛印泥平浅，尤其利于大型玺印的钤用。古人以为天圆地方，以圆象天，始自上古礼天之玉璧、玉琮。此次北京保利秋拍鼎力推出的乾嘉道祖孙三代皇帝宝玺艺术专场，则画龙点睛般的聚焦其中身处权力顶端帝王之宝玺，以玺证史，凝结出高屋建瓴的历史画卷。实际上，直到乾隆三十七年（西元1772年）十一月他才公开提出此事。

这令人惊异的讲究与精致，淡雅的色调，清新的铺陈，皆成就出道光一朝美学的不凡品格复杂的制作工艺绝对经得起推敲，材质必定稀有考究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正是东方皇室贵族御用品的精髓所在：品质大于外表。慎德堂建于圆明园九洲清晏之中，九州清晏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岛上，由圆明园殿、奉三无私殿及九州清晏殿构成其中轴线，岛与岸基之间由如意桥和南大桥相通。

其中副宝为自强不息，引首为嚮用五福。百年历史激荡，为今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物藏品、书影旧照。

而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是乾隆帝专门为刚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之宝玺而作的，更是乾隆帝当时心态的真实反映。而九畴中第八念用庶徵与乾隆当时的想法正相一致，于是据此拟定八徵耄念之宝的宝文。

凡被编录整理的清官所藏书画，都要由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在懋勤殿内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其原件上钤盖皇帝宝玺。乾隆五十五年新正在重华宫举行的大型茶宴上，乾隆帝与廷臣及内廷翰林之间的联句就是以八徵耄念之宝为题的。因为实用器，存世量极罕，本盒能以全美流传至今，殊为难得。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在孝亲上理应作出表率，许诺在位期限不超过祖父康熙皇帝，是他对皇祖的别样避讳与敬重。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道光帝行乐图》和《喜溢秋庭图》，描绘了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微澜不惊的闲逸生活场景，均钤此慎德堂宝印，由此更可见此宝玺与道光皇帝之息息相关和地位之重要。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道光帝果断出击，数万清军横越千里戈壁，围歼叛军，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道光美学最受人称道之处，即是一反前朝追求艳丽之风尚，以力戒奢华开拓出雍正以后少见的幽静恬淡美学新境界。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着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材质、体量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D4.6cm H5cm估价待询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乾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清乾隆 钱维城《乾隆皇帝像》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用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韩滉《五牛图》卷、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均有钤此玺。

整器制作工艺精湛，应为嘉庆四年前太上皇训政时期的作品，釉色秀丽，描金精绝，是清代金彩瓷器中所见最为灿烂的实物，富丽的华美尽显乾隆御窑遗风，当为嘉庆御窑早期上乘之作，格调不凡。自乾隆九年起，乾嘉两代命翰林在懋勤殿中编修《石渠宝笈》、《天禄琳琅》、《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出秘藏古书画于懋勤殿，命翰林等评定甄别。但是在道光帝崇俭去奢的施政治家思想下，为何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为此一玺？除了慎德堂在道光帝心目中地位重要之外，通过此玺，我们可以更深层次的理解道光皇帝的内心世界。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

于是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甲子乃万年之始，恰合乾隆皇帝心意，其曾于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甲子年的前一年，命唐英榷陶创烧万年甲子转心笔筒， 以达循环如意，福寿连绵的美意。

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四年拟定了这三方宝文之后，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制作。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尤其是《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工作始于乾隆五十八年，成于嘉庆二十一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明上河图》，即始载于此。除主宝之外，乾隆帝还同时选取另外两种宝文，刻制成副宝和引首，与主宝相配，成为一组。